紧随“一带一路”建设，物流将大有作为，而其中的法律引导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企业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速度和水平。

“ 一带一路 源于国际地缘政治和区域经贸合作理念，是国际化物流发展战略，在此背景下，物流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生产力。”5月10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规划院物流产业研究所所长、律师韩功华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中心成立暨法律服务“一带一路”研讨会上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很多贸易企业希望搭上“一带一路”战略的顺风车，走出国门开展国际贸易和物流业务，但是，这些企业因为不熟悉国际法律，尤其是属地国家的法律体系，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企业开展跨国贸易的步伐。

在韩功华看来，“一带一路”战略与现代物流关系极为紧密，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战略就是一个国际化的现代物流发展战略。

“五通”并进，构建大通道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我国物流企业国际化布局动作频繁，在国际物流与商贸市场中身影活跃。

2017年1月18日，伦敦时间下午1点，一辆沿着古丝绸之路从我国浙江义乌出发的班列，缓缓地开进了东伦敦的Barking车站。4月10日，历经17天，30节装满软饮、维他命、药物、母婴产品等货物的车厢，从伦敦口岸出发，在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后，途经法国、比利时、德国、波兰、白俄罗斯、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后，于4月27日抵达义乌，实现了现代物流意义上的“双向满载”互通。

而这，仅仅是物流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发展的一个缩影。

据统计，通过73个公路和水路口岸，我国与相关国家开通了356条国际道路客货运输线路；海上运输服务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所有国家；与43个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每周约4200个航班；简化了国际铁路联运办理手续，促进中欧间国际铁路货物联运，开展国际铁路运邮合作，“中欧班列”已开行39条，到达10个国家的15个城市。

“我们要建设的互联互通，不仅是修路架桥，不光是平面化和单线条的联通，而更应该是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大领域齐头并进，根据其与现代物流关系的紧密程度，这里重点说其中的设施联通、贸易畅通和资金融通。”韩功华表示，“设施联通”中很重要的内容包括交通基础设施、物流基础设施以及配套基础设施在内的互联互通。联系到现代物流，就是打通关键物流通道、完善交通组织、仓储设施、规划建设现代物流园区、物流中心以及配送中心等基础设施；“贸易畅通”中最主要的是解决现代物流“物”的问题，也就是现代物流的客体方面；而“资金融通”中的金融则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更是现代物流产业的核心，当前物流领域研究和实践的主要内容是“供应链金融”。

据记者了解，自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我国物流业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一方面，物流与“走出去”产业布局紧密结合，由我国投资、建设和运营的“物流、产业、园区”一体化合作平台，实现物流与关联产业的联动发展，为物流产业提高发展层次和水平带来了机遇；另一方面，国际产能合作规模的扩大，推动我国和相关国家物流系统建设、运营及依托物流企业的物流服务的发展，为物流产业的扩张发展提供契机。

法律服务模式有望创新护航

借力“一带一路”，构建国际物流大通道，还需要软环境的打造。

就此，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产业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徐继峰表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和机遇并存。

2017年年初，某知名企业德国海外仓被税局查封并经过漫长的司法程序后被处以巨额罚金，究其根本就是利用海外仓和国外贸易公司名义替国内的卖家进口货物，进行逃税，其结果就是德国海外仓负责人被拿下，罚金数额巨大。

“一带一路”为我国对外贸易企业创造了良好的贸易条件，但贸易中也产生了许多物流成本问题；为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布局海外仓，不但能有效解决我国传统跨境电商物流成本高、配送周期长等问题，而且还能够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但是，在海外建立一个海外仓，需要面对属地国的众多法律问题，比如土地所有制等物流规划一线遇到很多法律问题。

“不论是物流通道和交通组织的规划建设，还是物流节点的规划建设，最终会随着 一带一路 战略的不断推进，在其沿线形成通道和节点体系，并构成现代物流的项目集群，而这些项目的推进可以说须臾离不开法律服务的支持。”韩功华表示，“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落实需要的法律服务与通常意义上的法律服务大不相同，可以说是要求更高、难度更大、标准更严。

针对物流法律服务的特点，韩功华建议加强各相关主体之间的合作。

首先，加强律师协会与行业组织之间的合作，比如中国银行业协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中国企业联合会等签订战略框架合作协议、建立经常性协调机制、及时沟通信息，为行业提供专业的法律服务；其次，加强律师团队与跨国企业之间的合作。鉴于此类法律服务的综合性、复杂性和长期性，针对特定事务，成立专业的法律服务团队；再次，按国别深入开展沿线国家的法律、交易习惯研究，全新的战略需要全新的法律服务，需要针对不同法律服务需求，系统整理相关法律体系，建立专业的“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部门，创新法律服务模式，将法律服务订单化。

除此之外，开展包括顾问、代理、辩护、保理、追偿等在内的“全价值链”法律服务以及成立法律服务实体，建立“一带一路”跨界法律服务联盟，同时，在其下建立各专业法律服务实体，形成“一带一路”法律服务长效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