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创新对外投资方式，促进国际产能合作，形成面向全球的贸易、投融资、生产、服务网络，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命题，自由贸易港建什么、如何建，近段时间以来一直为海内外所关注。专家指出，自贸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定位有所不同。前者是“试验田”，在特定地区探索试验可复制推广到全国各地的经验;后者则是全面开放的新高地，作为全球开放水平最高的区域，需要在市场准入、金融制度、财政税收等方面做出一系列与国际接轨的政策安排。未来，自由贸易港将在促进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体过程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为中国对外开放谱写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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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区探索 成果丰硕

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其中，具有特殊功能定位的开放型园区可谓功不可没。这些园区，既承担了对外开放的职能，探索了先进管理经验，又兼顾了改革发展全局，降低了过快开放给社会带来的不利影响。

1990年6月，中国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保税区——上海外高桥保税区。1992年以后，中国又陆续批准设立了天津港、大连、深圳、福州、厦门等一批保税区和经济开发区，从而拉开了中国对外开放及迈向世界贸易大国的辉煌序幕。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全国保税区逐步形成了“沿海三极”的开放格局：南有以广州、深圳为主的“珠三角”，中有以上海、宁波为主的“长三角”，北有以天津、大连、青岛为主的“环渤海三角”。这些地方的保税区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交流的重要口岸，并形成了大量成熟的园区运作及管理经验。

“保税区”是指一个国家在边境或其他地方划出一个单独的区域实行封闭管理，由海关实施特殊的监管。由于保税区基本实行“境内关外”的运作方式并享受很多免税优惠，因此其在进出口加工、国际贸易、保税仓储商品展示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要素吸引力。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的保税区不仅仅存在于沿海地区，沿边、沿江及内陆地区也开始根据对外开放形势需要设立保税区，保税区自身也逐步升级为综合保税区，并为日后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奠定了基础。

2013年9月，中国决定以上海市外高桥保税区、外高桥保税物流园区、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4个海关特殊监管区域为基础，设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其核心，是在全面对外开放中探索法无禁止皆可为的“负面清单”、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权力清单”、法有规定必须为的“责任清单”。不久后，上海自贸区的经验被推广全国，自贸区的试点也扩大到天津、福建、广东、陕西等地。

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毛艳华指出，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我国先后设立过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等经济功能区，成为吸引外资和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载体与平台。这些区域被赋予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特殊功能。近年来，自由贸易试验区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贸易便利、投资管理、金融开放和政府职能转变等各个领域开展全面改革创新，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从而为自由贸易港的探索奠定了基础。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自贸区和自贸港最大的区别在于，自贸区侧重于货物流通方面的开放，而自贸港则是全方位的开放，包括货物流通、货币流通、人员流通、信息流通以及更重要的法律和监管方面的全方位变革。因此，不能将自贸港看作是与自贸区相衔接的简单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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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标国际 水平更高

那么，自由贸易港建设将有哪些特点和突破呢?

据专家介绍，从自由贸易港的功能定位来看，其建设重点在于探索实施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金融、外汇、投资和税收制度，鼓励港区内企业开展研发设计、加工制造、展示交易、检测维修、总部经济、采购分拨及融资租赁、航运服务等业务，促进形成集保税、贸易、加工、转口贸易、金融服务等于一体的产业群，实现港口功能向转口贸易、离岸贸易以及各类服务功能发展，进而成为国际航运中心和全球物流枢纽。

具体来看，新加坡、迪拜和中国香港等地属于典型的自由贸易港，这些港口真正形成“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监管模式。其中，实现“一线放开”，就是自由贸易港区与境外之间的一线货物进出境自由。进一步放宽贸易管制，除法律、法规、国际公约规定禁止入境的少数货物和物品外，绝大多数货品可自由进出自由贸易港、自由装卸，采用舱单自动传输的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免予报关报检手续。区内不征收进口环节关税、增值税，进出商品不纳入贸易统计。实施“二线管住”，就是海关对自由贸易港区与国内之间进出的货物，包括货物、物品、运输工具和个人，原则上视同其他对外开放口岸进出货物，纳入全国海关通关一体化，实行常规监管。“二线”进出货物，监管要求更加严格，并且需要纳入贸易统计。“区内自由”则指区内“自由中转、自由存放、自由加工、自由转让”。

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副教授彭支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经过多年的探索与发展，中国的对外开放取得了长足进展。不过，相比于自由贸易港，现有的保税区、综合保税区、自贸区等开放园区在管理政策的系统化方面还有一定差距。因此，未来中国建设自由贸易港一方面要在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创新、全要素开放等方面对标新加坡、鹿特丹等国际最高标准，另一方面也要积极探索符合中国自身发展阶段与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运营规则。

“由于自由贸易港将涉及货物监管、人民币资本账户、检验检疫等很多方面，其对标过程也将是系统化、全面化的，将会涉及海关、税务、外汇、港口、工商、质检、环保等多个部门。因此，未来自由贸易港建设的范围可能不会过大。”彭支伟预计。

魏建国也指出，“一线放开”是为了提升开放水平，“二线管住”主要是管住税、费和财政等内容。在开放节奏上，自由贸易港需要选择少数具备条件的地方做重点突破，打造成高质量高水平开放的标杆，其数目不会太多，范围也不会过大。“不可能把全国都变成自贸港，也很难把一个省全部改为自贸港，开放需要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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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发展 促进共赢

事实上，国务院2017年3月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就已经简单勾勒出了自由贸易港的轮廓。该方案指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根据国家授权实行集约管理体制，在口岸风险有效防控的前提下，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入区货物的贸易管制措施，最大程度简化一线申报手续。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权衡表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的新动力之一。虽然最终方案仍在酝酿，但上海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快中国改革开放步伐，促进离岸贸易发展，进而带动区域仓储、物流等行业快速发展，形成内外联动趋势，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潜在动力。

与此同时，也有业内人士指出，相较上海、浙江等地，广东身处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具备建设深圳特区的经验，并临近香港这一成熟的自由贸易港。如果广东有关地区能与香港对接，协同建设更大范围的自由贸易港集群，有可能实现弯道超车，从而显著提升中国自由贸易港在全球的竞争力。

对于中国各地不断探索开放的努力，海内外各界也给予很高评价。

拉美社报道称，很多举措都表明中国希望提升开放水平，加强互利合作，并在保护外资利益的前提下为其提供更多机会，在开放的同时采取合作共赢的模式。这也将维护中国在外贸关系当中的利益。

英国《每日电讯报》刊文称，世界各国都密切关注中共十九大将对中国与全球交往产生的影响，中共十九大在经济和对外资的开放度上释放的绝对是积极信号。

香港《大公报》认为，中共十九大提出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将有助于国家新一轮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香港可以凭经验为内地建设自由贸易港提供借鉴。

“当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我们的人口红利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因此，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找准、做大新优势十分重要。探索建立自由贸易港，旨在通过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营造有利于创新的营商环境来鼓励创新并培育竞争力。与此同时，自由贸易港也将有利于集聚全球高端生产要素，从而一方面带动所在区域经济发展与人才就业，另一方面扎实促进对外开放水平提高，实现中外经贸主体的互利共赢。”彭支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