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31日，国务院公布了《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下称《方案》）。这是上海自贸区历经2013年“总体方案”、2015年“深改方案”后的3.0版本，《方案》确立了上海自贸区“三区一堡”的新目标，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是《方案》的亮点之一。

《方案》任务的重点和特点有哪些方面？应如何把《方案》明确的改革任务落到实处？近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通气会，来自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金融办、市口岸办的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自贸区的最新进展。据介绍，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则是把握中国贸易转型升级的新要求和跨国公司国际分工的新趋势，在更高水平上的贸易便利化新举措。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方案框架，今年年底前上海自贸区将形成自由港的建设方案。

 

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在建设目标上，《方案》明确提出，到2020年上海自贸试验区要率先建立同国际投资和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建设成为投资贸易自由、规则开放透明、监管公平高效、营商环境便利的国际高标准自由贸易园区。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朱民介绍，为了实现这上述目标，上海自贸区要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建设开放和创新融为一体的综合改革试验区。

朱民表示，按照着力加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各项措施系统集成的要求，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国际贸易“单一窗口”、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政务信息共享等一批基础性、核心制度创新等方面，提出进一步加强制度创新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具体措施包括：在投资领域，突出“三个一致”，在准入清单管理方式上的内外资一致、行业许可管理规定上的内外资一致、业务牌照和资质申请审核标准的内外资一致，准入管理规则的透明度进一步提高。在贸易领域，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提出率先试点联合国的数据标准，实现高标准的贸易数据协同、简化和标准化。在创新领域，结合上海科创中心建设，从创新产业、创新要素、创新环境等方面继续优化创新体系。

 

加强同国际通行规则相衔接，建立开放型经济体系的风险压力测试区

高标准全方位对外开放既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隐藏外部风险冲击。能否有效防范高标准开放条件下的风险，是检验自贸试验区制度建设成败的重要标准。

《方案》提出建立风险压力测试区的任务，既要“补短板”，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又要“建高地”，建设国际上最高标准、最好水平的自由贸易园区，提出了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施最高标准的贸易便利化新规则、创新跨境服务贸易管理、深化金融开放创新等方面的压力测试任务。

在对外开放领域，《方案》聚焦国际高标准开放的要求，在电信、互联网、文化、文物、航运服务等专业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进一步放宽投资准入，成熟一项推出一项，加大扩大开放的压力测试力度，完善国家安全审查等投资审查制度，加强风险防范。

在贸易便利化领域，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申卫华介绍，跨境服务贸易管理模式创新是本次方案的重点突破任务，据介绍，相关工作正在抓紧启动。

设立自由贸易港区方面，按照国务院批复的方案框架，今年年底前将形成自由港的建设方案。

在金融领域，上海市金融办副主任李军介绍，重点是积极有序推进实施“金改40条”。继续深化金融国际化建设，《方案》提出了构建面向国际的金融市场体系和人民币全球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和加强开放环境下的金融监管。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打造提升政府治理能力的先行区

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方案》从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体系、治理方式等方面，提出了整体提升政府经济治理能力的新任务。如以许可管理领域的“双告知、双反馈、双跟踪”和监管领域的“双随机、双评估、双公示”为重点，形成跨部门行政管理的无缝衔接和对市场主体全生命周期监管。

 

成为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推动市场主体走出去的桥头堡

据介绍，这是中央对上海自贸试验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最新定位。

《方案》立足“一带一路”国家战略需要和上海优势资源条件，把握中国对外投资已经超过吸引外资的历史性转折点，提出打造新平台、新载体和新枢纽。

打造“一带一路”开放合作新平台，在投资方面，建立综合性对外投资促进机构；在交易方面，打造“一带一路”产权交易中心与技术转移平台；在支持服务方面，建立境外投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并提供法律查明、律师服务、商事纠纷调解和仲裁等服务支持。

搭建“引进来”和“走出去”有机结合的新载体，以上海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为载体，推进贸易信息互换和服务共享；以能源、港口、通信、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为载体，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和建设能力合作；以境外人民币离岸市场为载体，推进跨境投融资服务创新。

建设服务“一带一路”市场要素资源配置功能的新枢纽，发挥上海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运输通道和长江黄金水道交汇点的区位优势，把上海港建设成为连接国内外重点口岸的亚太供应链中心枢纽。提高浦东机场货运和客运服务能力，建设门户复合型国际航空枢纽。发挥上海资本市场的国际化资源条件，建立境外资本与境内资产的对接纽带。积极探索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离岸税制安排，支持包括本土企业在内的跨国公司集聚发展跨境业务交易、支付、结算、服务等全球价值链高端的总部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