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7年上半年，我国网上零售额31073亿元，同比增长33.4%。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23747亿元，增长28.6%，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13.8%；从2010年至2016年，我国网络零售额逐年上升，从2010年的5091亿元提升到2016年的51556亿元，提升近9倍，我国电子商务交易市场规模已稳居全球第一。

种种迹象表明，以电子商务为主要内容的网络经济发展迅猛，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其对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实现消费者自由选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网络消费领域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问题也日益凸显，制约了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和“互联网+”发展战略的实施。

“现今，打假给人的直观感受是，假货似乎越打击越多。”网购9年的杭州消费者王女士说。业内人士分析，近几年打假已经有很多成果，这种“越打越多”只是消费者的外在感受，也是公众对假货的容忍度越来越低的一种维权意识的体现。与此同时，也必须承认，目前有些打假是单打独斗，停留在传统的打假手段上，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打假力度。另外，有些消费者愿意买假货，也给假货提供了土壤，给打假提高了难度。

对此，大数据打假正在初展身手。据介绍，大数据打假技术可以通过商品样本库和数据库，对假货进行智能识别和追踪；也可以通过账号认证溯源、神秘抽检等方式，制成“打假地图”，让售假者无处遁形。更为关键的是，大数据挖掘的线索可以提供给相关执法机关，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全环节全链条查处，开展源头打击提供有力支撑，极大程度地提高相关部门对制假售假的打击效能。

公开数据显示，仅在阿里巴巴平台上，2016年全年，依托“大数据打假”技术，阿里巴巴已协助公安机关捣毁涉假窝点1419个，涉案案值按照正品价计算约30.67亿元。

在大数据打假案例中，假冒“美孚”、“壳牌”等润滑油案总涉案金额上亿元，假冒安利产品总涉案金额10.5亿元，而在“假鞋之都”莆田，当地工商利用大数据技术，查处假冒Adidas、Nike等名牌运动鞋服装，总涉案金额7200余万元。由此可见，大数据技术已然成为打击假货的重要方式。

 

目前大数据打假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式和阶段：

——精细筛查，初期筛掉售假商家。

“假如我曾是一个售假商家，入驻淘宝平台会受到影响吗？”对此，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资深总监钱磊给出了肯定地回答：“依靠智能识别和庞大的商品样本数据库对交易对象进行精细筛查，能够在初期就筛掉一些售假商家。如果在注册阶段我们发现你以前卖过假货，评估你的信用是负面的，则开不了店。而即使能开店，只要上线卖了假货，平台也能通过大数据技术快速发现，并进行诸如关店等处理。”

此外，针对电子商务领域的大众消费品、安全类产品和网上投诉举报的焦点产品，国家质检总局自2014年就牵头搭建了“电子商务产品质量监管服务平台”，探索开展网上产品质量风险监测研究和试点。平台不断更新特定产品的抽检结果，并公开相关信息。据悉，该平台已采集淘宝、天猫、京东、1号店等国内主流电商平台上的店铺信息。

——预设特征，系统自动“抓取”假货。

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资深经理江洋说，目前的技术包括文本识别、行为识别、图像识别，会从多个维度对商品和卖家进行分析判断，涉及从卖家注册、开店、商品发布、交易、物流、售后一整个流程。例如，有商品图片上印着“奢华手包”“瑞士名表”等，其标价却远远低于市场价，就可以进行识别打击。

“通过大数据处理平台和机器学习算法研究，均可以从中剥离出涉假信息。当一切都能被记录和对比分析时，售假者的行为就会被追踪得无处可藏。”江洋说。

——线下查假，多部门形成联动。

发现假货线索之后，公安、质检、国知局等部门开展的线下打击就会启动。今年7月17日，苏州市公安局破获公安部督办的“11.02制售假减肥药案”。据介绍该案线索就源于2016年10月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的日常风控，打假大数据模型监测到一款名为“舒立轻”的减肥产品，通过神秘抽检，确认其含有国家明令禁止的西布曲明。

据介绍，这种联动机制——“云剑行动”已拓展到了包括上海、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四省一市，升级为云剑联盟。

为打击刷单炒信，浙江省工商局与淘宝网达成了“电子证据协查机制”。记者了解到，对于不配合调查的炒信商家，浙江省工商局可第一时间向淘宝调取电子证据作为执法依据。电子证据被采信后，工商执法人员将会按法律规定给予处罚，并公示处罚信息。除浙江省外，该协查机制正在山东、上海、重庆等省市逐步推广。

大数据打假有哪些特点？江洋认为，大数据打假维度多，我们将从更多途径获得信息辅助判断；全流程，从商品发布、交易、售后、评价全流程识别，任何环节的异常都可以监控；智能化，通过模型的不断学习和校验，使得管理十亿级别的商品成为可能。

 

国家工商总局有关负责人曾表示，互联网购物的投诉五分之一是假冒伪劣产品，假冒伪劣问题可能会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对网络购物的进一步发展构成困扰。

“中国互联网企业已经从跑马圈地粗放型经营发展，进入到了追求精细化、品牌化的新阶段，并推动着社会诚信建设，但打击假货仍任重道远。”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高艳东说。

北京市法学会电子商务法治研究会会长邱宝昌认为，前段时间出现了“刷单入刑第一案”和“全国首例电商平台反诉商家售假胜诉案”，依法治理电商乱象正在形成良好态势。“司法打击是需要的，能起到震慑效果，但一两个案子是不够的，要持续深入推进。”邱宝昌说。

当前，打假的执法力度仍有待加强。据公开数据显示，2016年，阿里巴巴平台治理部共排查出4495个销售额远大于5万元起刑点的制假售假线索，但截至目前通过公开信息能确认已有刑事判决结果的仅30余例。

“打假应成为全社会共治的一项行动。”高艳东建议，可以考虑对假货产品造成的损害建立高额性的惩罚赔偿制度，形成“一次售假、经营难继”的震慑效果。法律之外，政府要建立一个信用机制，让“一处违法、处处受限”。同时让消费者有动力打假，释放民间力量，打假需要立法、司法、执法、企业、公众的全方位参与。